张露萍——“红色女谍”

 原名余家英，成都读书时叫余硕卿，延安时叫黎琳，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时叫张露萍，在息烽集中营时叫余慧琳……一连串多变的名字，变换着的地点，仿佛展示着张露萍坎坷不平凡的人生。 1921年7月，张露萍出生在四川崇庆。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认识了时为中共四川省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大女儿——车崇英，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7年秋末冬初的一天，过着富家小姐生活的张露萍脱掉小姐闺装，告别繁华都市来到红都延安。抗大毕业后，被调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 1939年秋，张露萍结婚几天后，中央组织部找她谈话，让她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尽管新婚燕尔，但为了革命工作，她毅然地离开了爱人和延安。到重庆后她改名张露萍，充当重庆周公馆与潜伏在国民党军统内中共特工人员张蔚林、冯传庆的秘密联络人。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11月底，张露萍与张蔚林以兄妹关系住进了牛角沱新居。为了避免特务钉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不是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在敌人最森严、最机密的特务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使我党掌握了敌人的许多秘密。

一起意外事故，引发了震惊国民党朝野的“军统电台案”。戴笠终于发现，天天出现在眼皮底下的张露萍，竟是中共女特工。他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在严刑拷打面前，张露萍等七位虎穴英雄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最后被钉上死镣，囚禁于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 1945年7月14日上午，天刚蒙蒙亮。女管理员通知张露萍收拾东西，谎称开释到重庆，已有四年牢狱生活经验的张露萍预感敌人可能要下手了。她镇定自若梳理好头发，换上从延安来时穿的那一套浅咖啡色薄绒连衣裙；从自己小皮箱里取出红宝石戒指戴上，并说：“我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死是注定的了，但我并不害怕。”她将打火机、口红等物送给黄彤光留作纪念；她向黄彤光提出一个要求，“你再给我化一次妆吧，这是最后一次了。”“你不要难过，我现在心里很坦然。“说完，从容走出牢房。 敌人开枪后，忽听张露萍厉声骂道：“笨蛋！”吓得敌人心惊胆战又开了第二枪，但她仍撑持着负伤的身体怒斥敌人：“再开两枪嘛。”刽子手被吓得倒退了几步，最后用机枪扫射。她殉难后还口咬辫梢，侧身怒目，那一年，张露萍才24岁。由于当时敌我情报斗争激烈、复杂，张露萍等人的事迹在上世纪80年代才大白于天下。

曾家岩50号周公馆——位于渝中区中山四路。1938年冬，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移重庆后，为便于工作，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赁这幢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梅园——地处钟家山，是军统局长戴笠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副主任、美国海军少将梅乐斯修建的公馆。这里曾是“中美合作所”本部。内部完全仿照西方布局，设有跳舞厅、面包房、壁炉。朝天门码头

左绍英——带孕入狱诞下“监狱之花”

1948年10月的一天，在渣滓洞看守所女牢房里，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孩子的母亲是左绍英，父亲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革命斗争中，左绍英和来重庆做领导工作的王璞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48年8月，王璞领导了川东武装起义，夫妇俩成为了敌人重点追捕的对象。被捕时，左绍英已身怀六甲。由于刑罚的折磨，十月的一天，左绍英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在孩子的身上，寄托着全体难友多少希望呵！有谁无意之中叫了她一声“监狱之花”。这个意味深长的名字，立即传开了。然而，“监狱之花”和她的母亲没能活到胜利的那一天。在重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为了掩护孩子，左绍英把小“卓娅”放在床下的一个死角，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子弹。受到惊吓的“监狱之花”和彭灿碧的女儿苏菲娅，从尸堆中爬出，哭喊着寻找母亲，凶残的刽子手竟向她们射出了满满一梭子子弹，残杀了两个花朵一般美丽的幼小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