蚝民苦与乐

    南宋理学家陈朝举，这位朱熹的高足、淳熙进士，由福州府侯官回原籍洛阳时，突遇金兵，被迫南迁，辗转至广东南雄的珠玑巷，晚年迁徙珠江口的沙井定居。沙井的蚝民大多姓陈，都是他的后裔。陈氏家族起初主要从事煮海为盐，以盐为业。后来珠江口泥沙淤积，盐田荒弃，盐场的官衙关闭。陈氏子孙就在家门口捕鱼、打蚝、捞虾，以海为生。

    从那时候起，沙井蚝民将养蚝的地方叫蚝田，懂得“插竹养蚝”，在海中插上竹竿作为标志，投石养蚝。从沙井、西乡、南山后海，到香港新界流浮山的半月形海域，宽阔逶迤的珠江口滩涂，随着潮涨潮落，一井井的蚝田，时隐时显，绵延而去。

    蚝壳是宝，鲜蚝好吃，但养蚝不易。蚝是很娇贵的生物，既怕台风日光，又怕大潮和雨水。养蚝人最怕连续不断的倾盆大雨，因为雨水一时落得太多，使蚝田的水立刻变质，导致蚝大量死亡。蚝田要有污泥，没有污泥，蚝长不肥；污泥多了，又妨碍繁殖。水太深不长蚝，水太浅，暴露在阳光下也不行；蚝附着生长的水泥桩在浅海水里，若是被海潮冲倒埋在污泥里更不行。所以天天要出海，当地蚝民说：“一块鲜蚝一滴血”，一点不假。一块蚝，从投下“蚝卵附着器”采苗、育蚝、“列蚝”、寄肥到收蚝，要经过三四年。这三四年间，不管酷暑寒冬，不管潮涨潮落，也不管白天黑夜，他们都在耕海。

    清代诗人屈大均编纂的《广东新语》中记载：“打蚝之工具，以木制成，如上字形。上挂一筐，妇女以一足踏横木，一足踏泥，手扶直木，稍推即动，行涉坦上，其势轻疾。既至蚝田，取蚝敲开，得肉筐中，潮涨乃返。” 三百多年来，深圳蚝民们就像屈大均描述那样：天不亮就冒着凛冽的北风，踩着“泥连板”滑行在蚝田泥泞里，把被海潮推倒的蚝桩，一根根列好插稳。上百亩蚝田，一桩一桩地拨弄，一只脚跪在泥板，一只脚踩在深深的滩涂泥浆里，一不小心，赤脚和双手被锋利的蚝壳划破流血。天黑下来，蚝田列好了，潮涨了，他们踩着连板迅速撤离，与海潮赛跑上岸。每年冬至到清明，是收蚝季节，蚝民们又用蚝船将蚝从海里钳起运上岸，用宽大的腰背背着一筐筐蚝到开蚝场，用一把鹰嘴钳将蚝壳撬开并剔出蚝肉来。天气越冷，蚝只越肥，价钱越高，而劳动也最为辛苦。蚝民们戏称自己“三开口”：好收成笑开口，水泡脚冻裂口，手开蚝划伤口。

    沙井蚝的重生

    经过世代蚝民的辛勤耕耘，蚝民不断改良投放养蚝的附着器，从缸瓦、陶片、石头、水泥桩柱，到筏式吊养，沙井养蚝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仅沙井一地的蚝产量占全广东省的三分之一，沙井“科学养蚝”进入广东水产展览馆和北京农业展览馆展出。沙井蚝业社被国家评为“模范集体”、“先进合作社”，沙井老蚝工陈木根被国家作为养蚝专家先后派到北方大连等地和出国到越南传授养蚝技术和

    经验。

    正当蚝业生产如日中天、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珠江口蚝区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淤泥积厚，滩涂变迁，水质污染，生蚝死亡。沙井蚝民由1万多人锐减至200人，蚝田从6万亩剧减至1.6万亩。南山后海蚝田因深圳香港跨海大桥建设需要，被国家征用，全部废除填海。祖传几代的老蚝民坐在被清拆蚝田的岸边，热泪纵横：老祖宗辛勤开拓出来的“蚝路”，怎能消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

    千年蚝乡，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老话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珠江口沙井浅海水质不行，何不到其他县市走走，“借船出海”，“借鸡生蛋”？在蚝田和蚝市场摸爬滚打了40多年的沙井水产公司总经理陈沛忠和蚝业村干部拜访广西、广东沿海以往来沙井购买蚝种的老客户，逐地考察养蚝水质和条件。当他们来到台山市汶村、下川镇和惠东县铁冲镇时，激动地说：“这里仿佛就是20多年前沙井的翻版。”三镇均为近海，几乎没有污染的原生态海湾。而且，当地农户都有养蚝的历史，只是都停留在家庭式小打小闹放养阶段，缺乏技术、资金、销路等方面支持。而这恰恰是沙井人的优势，于是，1991年开始他们带资金和技术与台山下川镇合作养蚝2000多亩，1995年增加到2万亩，2002年仅该公司在台山一处养蚝基地即达10多万亩。许多老客户和侨居海外的华人吃过后，连说沙井蚝的味道还是那么好，百年老品牌又闪闪发亮了。许多水产专家多次考察后，沙井人以异地养殖为突破口，将传统品牌完好保存下来，“堪称广东水产史上的奇迹”，“是科学发展观的证例”。

    我站在厚厚积淀着历史的蚝田蚝壳山旁，蓦然，我记起明代的《蚝田》和清代的《打蚝歌》：“一岁蚝田两种蚝，蚝田片片在波涛，蚝生每每因阳火，相迭成山十丈高。”“冬月珍珠蚝更多，渔姑争唱打蚝歌，纷纷龙穴洲边去，半湿云鬓在白波。”

    深圳人从发现蚝，试食蚝，广种蚝，到吃蚝宴，筑蚝壳墙， “蚝文化”穿越千年时空，源源流传，蚝香飘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