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中国经过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但经济地理分布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主要工业、交通设施还是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由于山川险塞，交通不便，工业的发展仍然十分滞后。

   如果一旦周边的强国对中国发起突然袭击式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东部地区无险可守，势必还要如抗战时期那样西迁。而这时的四川交通只有成渝和宝成铁路，作为现代工业基础的钢铁和煤炭，在包括四川在内的西南三省基本还是空白。靠这样的交通和工业要支撑起新的抗战，是十分困难的。

   集中力量搞三线

   这个报告引起毛主席的深思，一直放在案头。

   8月4日，“北部湾事件”事件爆发。美国借口军舰遭到越南袭击，直接投入军队，开始对北越进行轰炸。

   “北部湾事件”一爆发，毛主席关注起战争的态势。6日清晨6点，他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骑马考察黄河一事只好作罢。

   虽然之前大家各有各的想法，发生这些情况后，中央彻底放弃了6月试图将抓“吃穿用”和三线建设并重的最后努力，不遗余力、急如星火地把重点转移到三线建设上来了。

   8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第一线能搬迁的项目要搬，明后年不能见效的项目一律缩小规模。

   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终于确立并大规模展开。

   在确定三五计划时，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强调攀枝花的钢铁，强调六盘水的煤炭，强调成昆铁路。但他也认为“应从国力出发，而不能搞得太紧张。”他在听取余秋里的汇报后提出，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要留有余地。把原定5年基本建设投资1080亿元压缩到800到900亿元。

   1966年6月26日，毛泽东就余秋里的汇报问题又对汪东兴说：“这次一来就是一千多个亿，这样老百姓怎么得了？搞这么大的建设，要供粮食。运输跟不上，西南三条铁路一下修不起来，钢材、木材供不应求，将来可能又要来个反复。不要把老百姓搞翻。搞翻了还能打仗吗？”

   战略意义

   从1964年到1980年，长达16年、横贯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中，国家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