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汉武帝时代，暴力机器已经终于实现了从战车到步兵，再到骑兵的革命性转变。

    相对于骑马来说，使用马车需要宽阔的道路和平坦的路面，而良好的道路还需要经常保养。马镫的出现使统治者几乎摆脱了道路的限制和对道路的依赖。比起轮子来，马蹄子简直对道路毫不挑剔，兼容性要好得多。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马的出现，人类才进入一个刀光血影的战争时代，并以此创造了国家和统治。没有马的时代，人类是独立的。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然而马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统治者的反应速度得到极大提高，它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以很快的速度，集中力量去镇压一定区域内的叛乱。只要统治者的总体力量大于反叛者的力量，就可以维持征服和统治。独立就这样被马消除了。

    因为马的出现，征服的范围逐步扩大，征服的程度逐步加深，宽松粗疏的控制越来越被严厉的直接统治所取代。“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吕氏春秋·用民》）。西周初年，封国400，服国800。到了兵强马壮的秦始皇时代，天下一统，所有的国家都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这就是中华帝国奠基的历史。

    秦末汉初，北方匈奴崛起，骑兵数量达到30多万，而楚汉争霸连年内战，却使中原马匹资源损耗殆尽。

    汉帝国初建时只有3000匹马，“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公元前200年，匈奴单于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差点将自称“马上得天下”的刘邦灭于平城（今大同）。汉朝皇帝连相同颜色的马都配不齐，匈奴围平城却以马的颜色编队，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龙马，北方尽乌骊（即黑色）马，南方尽赤（即赤黄色）马。

    平城之败使汉帝国设立马政以加强养马事业。为了得到马，帝国颁布法令要求家家养马，并不许10 岁以下的马出关。甚至为了得到好马不惜发动战争，比如武力索取汗血宝马。

    汉武帝时代也是中国军事实现骑兵化的转折点，战车彻底被骑兵取代。

    元光、元狩年间，汉帝国对匈奴的马上战争波澜壮阔，整个战场从东到西直线距离超过了2000公里，南北直线距离则超过了1000公里。年仅20岁的少年将军霍去病率领几万精骑驰骋大漠，封狼居胥，堪称传奇。在持续不断的汉匈大战中，双方骑兵你来我往，动辄都在万骑以上，一次甚至达到18万骑。仅仅在最后的漠北决战中，汉帝国10万出征将士阵亡近半，损失马匹11万匹。

    经过近百年的消耗战，汉帝国终于击败了匈奴，这实际是马的胜利。至汉平帝元始二年，即耶稣诞生之时，汉帝国已拥有东西9302里，南北13368里的广袤领土，人口接近6000万之多，堪称世界最大的帝国。

    正是依靠马的力量，强大的汉帝国才创造了这个奇迹。借助马镫，一个根植于农耕文明的民族竟然打败了一个生活在马上的游牧部落，将强悍的匈奴从黄河之南一口气驱赶到千里之外的漠北，“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霍去病的两次征伐与匈奴浑邪王的投降，使中国势力首次进入河西走廊。匈奴人失去了这块水草丰美、冬温夏凉、适宜畜牧的土地，留下“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之哀歌。

    由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构成的“河西四郡”是连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地理走廊，接下来，帝国版图甚至扩张到了帕米尔高原以西，从而开辟了中国连接西方文明世界的丝绸之路。中国对河西通道的控制也隔绝了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这两大游牧区的联合，使中原农耕文化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被边缘化的匈奴“闻汉兵莫不畏者，称为汉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