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不伦不类酒

    我幼少的时代，应该是1950年之后中国经济最拮据的时期。那时候没有市场经济，买什么都要凭票，就连家乡的小酒厂在对酒的分类上都非常僵化，跟着行政级别走。当时最好的酒就是以高粱和少量麦子为原料酿成的纯粮食酒，装瓶再贴个商标，一斤酒要卖一块二毛钱人民币，度数和很多白酒差不多，60度上下。但是这个酒吧，我们这些穷困家庭是喝不起的，那年头小城镇里普通人家每月工资才30-40元，要养活好几张嘴巴。而且从级别上说也轮不到我们普通人家喝，瓶装酒基本上都是县里镇里和人民公社里中层的干部才能喝到的，他们才有配给的酒票。

    比纯粮食酒次一点的，叫做稗子酒。何为稗子？就是水稻田里的野生稻，人工从稻田中摘出来，然后交到县里酒厂酿成酒。因为这种“野米”并不属于计划经济中的粮食，不用凭票供应，有些普通老百姓家都能偶尔喝到。后来，家乡会喝酒的长辈跟我们说，其实这种酒特别香醇地道，颜色略有一点淡黄，一点也不比正宗粮食酒差，价格便宜一毛二分钱，一斤1.08元。这种酒我小时候也喝过几次，由于稗子产量低，加上自己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每年也就过春节过大节日才能喝上一小盏两小杯。每次一喝这酒，老年人们便都眉开眼笑的，有时口水都快活得直淌而下。

    第三档酒的原料是山芋，是劣质地瓜干酿的，好地瓜干要配给城镇居民口粮。成酒八毛钱一斤，一般都是家里来了客人才舍得拿出来，大部分人每年能喝上五六次，也是凭票供应，因为地瓜干算是杂粮，属计划经济管辖。

    比它更低一档的是什么酒呢？“昏头大曲”。“昏头大曲”的原料是一种叫“葛根”的野生植物的地下部分，可做成草药，土名“金刚刺”，里面含有淀粉。农民在山上挖葛根，背下山把好的部分卖给中药材商店，次等的卖给酒厂造酒，酿出来的酒呈淡红色，气味跟煤油差不多。由于其中含有的一些化学成分，喝下去马上就头昏脑涨，所以才叫“昏头大曲”，如果不是酒量特别大的人根本顶它不住，我们小时候一闻它的味道都头昏！有些人喝的次数多了，会酒精中毒，乱来，被视为精神病人。

    以上都算是“地面上”的酒，都由专门的国营烟酒商店经营销售。在它们之外，那就是农民自己酿的大米低度酒，多为过农历年或婚嫁仪式时家里偷偷摸摸酿的私酒，是“地面下”的产品。其实，这类米酒就是我国最古老、最传统的米酒系列的劣质后裔。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中国米酒系列的进化。如今老讲这个名牌酒是“国酒”，那个名牌酒是“国酒”，茅台酒厂和汾酒厂前几年为此还打过好几次口水战。其实米酒才是中国的“国酒”，是在历史上可查到的，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我们上一系列专栏中提到过的酒里，有很多酒都是由此演变而来的，像是现在喝的醪糟（我们老家称为“酒酿子”）就是属于米酒系列。醪糟这玩意，需要过滤，度数不高，喝了以后很暖和，味道甜甜的，工艺也很简单，我住在堪培拉和波士顿时还都自己酿制，过一把“国酒瘾”。

    当然了，堪培拉的气候和水更适合一些，在那儿我曾经亲手酿出过上等“国酒”，招待过洋人酒友。有位大鼻子酒友建议我去注册专利，说这么特别的纯酿一定有市场。我哪敢去注册专利？那是咱们老祖宗的老祖宗琢磨出来的，我们得给他们交纳专利费才合情合理。

    这些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家乡能够听到的、喝到的和见到的所有的酒，我一直想要把这些酒同中国古典诗歌中伟大的酒传统联系起来，但是基本上串不起来，稍微能连起来的，就是最后说的那种私酒。但是私酒自然是不能卖的，又因为受粮食收成的影响，私酒的酿造量具有偶然性，品质也不好控制：今年这家酿得好了，亲友们就都去他家喝。酿得不好，可能就一股馊水味，只能倒进猪食缸里。

    所以我想，纪叟当年造的老春酒，一定是造了许多年以后，品质已经可以控制了，否则也不会给李白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而且李白之后，像白居易、杜牧、韩愈、文天祥，他们都去找老春酒喝，这些可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了不起的酒智人物，你休想蒙他们！